直播间里，主播讲述的帮助留守儿童上学、为困难家庭儿童治病等故事感人肺腑，王阿姨（化名）深陷其中，怜惜主播口中的“可怜人”，连续两年来在该直播间花费数万元购物。然而，荒唐的是，这些故事竟都是主播虚构的！深觉上当受骗的王阿姨于是一纸诉状将主播和直播间运营商等一同告上法庭，近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例作出终审判决。
怜悯“困境儿童”直播间砸进10万元
时间回到5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王阿姨在某平台观看视频时，刷到一直播间，主播“郑某”正在讲述困境家庭的悲惨故事。
王阿姨听得入神，对故事里困境家庭的孩子产心生怜悯，为了帮助这些可怜的“孩子”，王阿姨多次在该直播间下单购物。
在这之后，王阿姨还添加了“郑某”的微信，持续关注帮扶进展。“郑某”在与王阿姨的微信对话中则继续以“讲故事”的方式予以回应。这种“稳定帮扶”的关系持续了两年。王阿姨关注了“郑某”在各平台的账号，总计花费了近10万余元购买其带货的商品。“郑某”则多次在直播前通过微信提醒王阿姨观看。
后来，王阿姨在刷社交平台时，偶然刷到一条揭秘短视频，才看清有些直播靠编造剧本带货的骗局，当即察觉自己很可能踩了坑。她马上联系“郑某”，提出退货退款并索赔，对方却始终没有答复。无奈之下，王阿姨决定走法律渠道维护自身权益。
上海二中院审理的本案为王阿姨针对在“郑某”直播间购买的2件玉手镯所提起的诉讼，要求主播、直播间运营者、玉器商家返还购物款6600元，并赔偿购物款三倍金额19800元。
一审法院：构成消费欺诈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案涉直播账号的注册人为曹某，王阿姨购物期间的出镜主播为高某，高某长期以“郑某”身份在该直播间直播带货。
本案中，根据王阿姨与高某的微信沟通记录可知，双方在沟通过程中提及多个人名及称呼，上述部分人名或称呼是高某在直播时所演绎及讲述的故事人物，具有演绎色彩；另外，根据高某另案中提供的《经纪合同》可知，其曾与某传媒公司签署经纪合同，合同约定的核心条款内容即为其作为网络主播，利用线上平台，进行网络演艺、线下商演、线上及线下商品销售等活动，演艺形式多样化，包括个人直播间互动演艺、众筹、线上演唱会等。因此，高某确实存在利用其网络主播身份，实施跨平台、长期、多样化形式的演绎销售商品行为。
王阿姨购买案涉商品的时间为2021年8月30日至次日，结合直播平台提供的《情况说明》，案涉直播间确曾因涉嫌表演炒作，存在欺骗、嘲讽、挑衅、谩骂等不友善内容被处以中断播放的处罚。
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王阿姨购买案涉商品，确系因高某作为案涉直播间主播以“郑某”身份通过剧本演绎、虚构故事情节的方式诱导所致，高某作为主播销售案涉商品时，并未就相关内容为剧本故事演绎对消费者进行过明确告知。
据此，一审法院确认，高某对案涉商品所采用的销售方式，使王阿姨陷入错误认识并做出购买决定，构成消费欺诈。一审法院判决，玉器商家应退货退款，高某、曹某、玉器商家共同赔偿王阿姨三倍购物款。
一审判决后，高某、曹某不服，向上海二中院提起上诉，认为其不应承担三倍赔偿责任。
上海二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海二中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高某、曹某应否向王阿姨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首先，关于高某于案涉直播间的营销行为是否构成消费欺诈。认定消费欺诈，应审查经营者是否故意告知消费者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消费者陷入错误认识并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
本案中，虽然王阿姨未提交高某在该平台的直播视频，但结合平台对案涉第一笔商品交易所涉直播间的处罚记录、王阿姨与高某于案涉交易发生日前后的微信聊天记录、高某于案涉直播前发布的视频内容、另案生效裁判等，可以认定高某在案涉直播间长期以“郑某”身份采用剧本式演绎的营销方式，虚构人物关系，编撰安全危机、救助弱势群体等故事情节，借此获取消费者的同情、信任和情感认同。且没有证据证明高某、曹某以显著方式标明相关剧情系作品演绎。王阿姨在微信聊天中反复表达对相关人物的担心，案涉订单也显示为“郑某”推荐购买，足以认定王阿姨是在误认为相关剧情为真实事件的情况下陷入错误认识并作出购买意思表示。该种以虚构悲情故事诱使消费者基于同情和爱心作出购买决定的营销手段，挑战社会伦理底线、骗取公众爱心、损害消费者利益，不利于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和良好营商环境优化，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应认定构成消费欺诈。
其次，关于曹某作为直播间运营者、高某作为直播营销人员应否对欺诈行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本案中，高某在案涉直播间以“郑某”这一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身份对案涉商品作推荐，符合广告代言人的主体特征；曹某作为案涉直播间运营者，组织、发布直播营销内容，构成广告发布者。据规定，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其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广告代言人，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或者作推荐、证明的，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现相关直播内容构成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广告，广告主、案涉商品的销售方依法应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而高某直接实施剧情演绎和推荐行为，对广告虚假性显属明知；曹某亦未举证证明其已尽审核、标注、制止义务，应认定其明知或者应知案涉广告虚假仍予发布。对于高某、曹某称其系“代播”，且已标明商品实际销售者的辩解，法院认为，鉴于其正是通过剧本式演绎的营销方式虚构商品来源与背景，误导消费者作出购买行为，消费者显然未能辨别其并非实际销售者，故对其辩称不予采信。故高某、曹某应就案涉商品货款的三倍赔偿责任与玉器商家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上海二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来源：上海法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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