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2年起，每年3月18日，深圳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广场上都会敲响18次警世钟，一声接着一声。
1899年的这一天，中英勘界结束，沙头角被一分为二。100余年后，深港两地大中小学生代表站在同一条街上，唱响《中国人》，也唱响《歌唱祖国》。
深圳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外国语学院联合党总支书记任聪慧站在人群里。她始终记得一个细节：仪式结束后，一名学生拿着《深圳特区报》1992年刊发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挤到作者陈锡添面前请他签名。签完，学生说了一句话，“一条中英街，映照的不只是发展与落后的差距，更激励着一代代青年奋斗向前的动力”。
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首次在国家战略层面提出。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公布。这片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也是“一国两制”的实践场。对思政课教师来说，素材俯拾即是，但难的是，如何面向全国青年讲述“粤港澳大湾区”的故事。
2026年秋季学期，一门名为《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的思政实践课程，已在广东高校开设满一年。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田明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这门课针对内地生与港澳台侨学生设计了差异化教学目标：内地生重在理解区域发展战略，港澳台侨学生侧重国情认知、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与中华文化认同，并把课程内容与港澳台侨学生的国情调研、中华文化研学贯通起来。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张永刚是该校《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的负责人，也是《湾区哥哥的思政课》主讲人。他这样形容大湾区青年，“务实、开放、平视世界，特别关心‘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在他看来，讲好大湾区的思政课，不只是唤起学生的爱国情感，更要回应年轻人真实的现实困惑，帮助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看懂脚下这片土地的发展逻辑，找到个人与时代之间真实的连接点。
“历史不会因时间逝去而失去意义”
深圳技术大学物联网工程专业本科生李睿鑫是北方人。来深圳读书之前，中英街对他来说，是“历史书上出现过的名字、地图上一个遥远的坐标”。
去年，李睿鑫随人群参加鸣钟仪式，走进中英街历史博物馆，现场庄严肃穆。这条街见证了国家由弱到强、深圳由边陲小镇到现代城市的历程，也让他看到，历史如何具体地留在一座城市里。他说：“站在现场听钟声时，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很直接的提醒，历史中的屈辱和抗争，并没有因为时间逝去而失去意义。”
对李睿鑫来说，这堂“行走的思政课”最有价值的地方，是让自己与真实的场景相遇，“它不需要把感受说得很宏大，但会让人更愿意主动了解脚下土地的故事”。
这正是深圳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李宏宇一直推行的教学思路：溯源、串联、落地。他发现，来自外省的学生普遍“重特区成就、轻红色历史”，对经济腾飞如数家珍，却对脚下的红色根基所知甚少。他依托学校成立的东江纵队红色文化研究暨思政育人中心，深挖周边红色资源的育人价值，把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本土史料搬进课堂：曾生变卖家中土地组建抗日武装，袁庚从红色特工成长为“蛇口模式”探索创立者……“袁庚一个人的两段人生，把革命史与改革史紧紧缝在了一起。”李宏宇说。
在距深圳100多公里的广东江门，暨南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师范）本科生曾宏骏，也在重新认识脚下这片土地。
过去，“粤港澳大湾区”对曾宏骏来说是看TVB新闻时听到的一个概念。变化发生在一次田野调查之后。他发现，高楼林立的超级都市与侨乡的古村、滨海海岛、古港遗址，都被囊括在同一个地理范围里。今年，他带着调研所得参与暨南大学举办的第五届港澳台侨青年大学生中国国情调研大赛，拿到一等奖。
曾宏骏团队选定的调研题目是《从“开平碉楼”到“世遗海丝”：“海丝—侨乡”视角下遗产资源的价值共建研究》。调研中，他意识到，身份认同并非只关乎血缘、故土，更包括这片土地绵延不断的文化脉络。“保护文化遗产不只是内地学者的工作，港澳台侨青年也可以贡献力量。”曾宏骏说，华侨群体本身就是古代海上丝路的重要参与者，他们出海谋生、汇回侨资、回乡建楼的历史是海丝文化鲜活的民间物证。读懂侨乡本土历史，才能搭建连接海内外的桥梁。
带着这样一份责任，曾宏骏与团队成员铆足了劲，研读江门全域规划，利用高光谱成像、AI色彩校准以及GIS（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把全部遗产点位做空间建档，分小组分批次奔赴江门市开平、台山、新会开展田野调查，补齐遗产基础档案；还面向游客、青年群体投放问卷，了解公众如何理解碉楼在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中的价值。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何小勇观察到，有些港澳台侨青年之前靠网络碎片化信息形成刻板印象，经过实地调研后，他们可以理解发展有成绩也有难题，学会辩证、理性地观察中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基于真实田野的认知。
东江纵队浴血抗寇的红色根脉、“三天一层楼”的特区记忆、港珠澳大桥的海底隧道、“百千万工程”的乡村焕新……在深圳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翔看来，这正是大湾区思政课的独特价值。“大湾区浓缩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完整发展脉络。红色根脉、创新理论与时代实践深度贯通，回答了青年‘从哪里来、走什么路、向何处去’的成长命题。”他说。
行走的实践让中国人的“血脉觉醒”
华南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本科生杨济川的“思政课堂”，扎根在茂名市信宜市思贺镇八排村的山坳里。
村里一口黑臭池塘曾淤积多年，村民绕道而行。4年前，杨济川加入华南师范大学“追梦逐蓝”突击队，用原位生态修复技术持续跟踪治理，逐步将水质从劣Ⅴ类提升至地表水Ⅳ类标准。今年暑假，团队又把实验室研发了一年的污泥基净水陶粒技术对接给镇水质净化厂，把校园里的实验假设放到基层现场反复检验、修正。他们还把环保实验课搬进乡村小学，用石英砂等简易材料，给孩子们演示浑浊水体层层净化的过程。
“当小学生盯着烧杯里滤出的清水，问‘哥哥，以后我们村里的池塘也能这么清吗’时，我真切觉得，科技进步是一份能被孩子看见、被村民记住的承诺。”实践期间，杨济川与团队还参与了当地村史修撰，把“灵泉”的传说、老一辈水土养护的经验一一记录下来。
在杨济川眼里，大家治的是水，续的却是乡土的文脉。
张永刚认为，湾区思政课的生命力，始终在课堂之外。讲到大湾区，他会先抛出三个问题：“为什么大湾区能成为国家战略？”“‘一国两制’怎么焕发生命力？”“青年的机会在哪里？”他从不直接给出答案，而是带着学生走进田野、工厂、工程现场，在真实的科技实践与文化根脉里寻找答案。
“科技创新不只是技术比拼，更是精神意志的较量。”李宏宇也常带着学生走进科创前沿与红色旧址的现场。讲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专题时，他先带学生走进深圳市坪山区的半导体产业聚集区，看“中国芯”先进制造高地的生产线，看本土企业的攻坚现场；再回到课堂，对照2018年我国在科技领域面临的35项关键核心技术挑战，梳理截至目前已突破的进展。李宏宇告诉学生，“东江纵队当年浴血突围的攻坚克难，和今天科技工作者突破封锁的坚守，骨子里传承的是同一份精神血脉”。
即便是同一座港珠澳大桥，在不同青年眼里，也读出了不同的科技重量与血脉温度。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研究生甘蕾印象最深的，是海底沉管隧道的建设奇迹：33节8万吨重的沉管在海底精准对接，攻克了世界级技术难题。“触动我的除了技术，还有建设者们在‘一国两制’下协调三地标准、环保、通航的复杂过程。”在她看来，这座超级工程的科技突破背后，是三地协同的制度生命力，更是中国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精神传承。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陈少玲来自香港，她把调研的坐标也锚定在港珠澳大桥。“我们当时对这次调研的预设很朴素，想去真真切切看看我们国家自己建的超级工程。”她告诉记者，最初选题时，团队在产业经济、乡村振兴之间犹豫，直到有人一句话点醒了所有人，“我们身边就有来自内地、香港、澳门、台湾，还有从海外回来的华侨同学，我们每天都在经历‘不同地方的年轻人凑在一起生活学习’，这不就是最真实的国情吗？”最终，团队以“‘桥’‘校’联动促心联通”为主题，探寻这座超级工程与侨校如何串联起不同的成长记忆与文化认同。
何小勇观察到，如今学生的实践调研早已跳出传统议题，有人研究台湾青年使用大陆社交媒体的现状，有人调查东南亚华裔新生代对非遗的认知，也有人蹲点乡村、企业听普通人讲生活变迁。他说：“学生在一线实践中能感受到，政策不是纸上文字，而是普通人真实的生活。”
“总有学生回来说，这趟实践让他们‘血脉觉醒’。”张永刚说，走过乡村的泥土、摸过产业的脉搏、看过超级工程的分量，青年才真正读懂南粤大地的红色根脉与科创底气，读懂自己和这片土地血浓于水的联结。
“湾区建设在乡村的泥土中、文化的根脉里”
今年4月，深圳地铁迎来一批特殊“通勤者”。深圳技术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助理教授何志坚带领平均年龄20岁出头的学生团队，自研的全栈式AI地铁物流“1024机器人”正式投用。白绿配色的机器人自主过闸、乘车，完成“自己坐地铁送货”的全链路配送。这位从香港理工大学博士毕业的青年教师，直接把本科生编入科研攻关团队，把实验室技术一步步落地成产业应用。
深圳技术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本科生蔡广雄是在思政课上听到“1024机器人”背后的故事的。“这个故事最触动我的是‘反差’。”他说，自己渐渐读懂了大湾区的底色，“不同成长背景的年轻人在这里交汇，有人来自内地，有人长在本地，有人来自港澳，却能在同一片热土上尊重、合作，看见彼此的成长”。如今，他不再只把深圳当作求学发展的目的地，更将其视为“与国家改革开放同频、与湾区青年共同成长的地方”。
“大湾区的思政课不仅要解读好经济数据，更要对接青年关切。”暨南大学“形势与政策”教研中心主任王高贺把学生最为关注的问题归成三类：大湾区有哪些优势赛道，生活成本、人才政策如何；“一国两制”下内地与港澳规则不同，三地要素怎样自由流动；与京津冀、长三角相比，大湾区的特色在哪里，对全国其他省份又有什么带动作用。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许益缤在江门市塘口镇找到了鲜活的答案。十多年前，塘口墟因人口外流只剩9户常住居民，是典型的“空心村”；如今这里集聚了2000多名“新塘口人”，催生了300余家初创企业，废弃粮仓变身先锋书店，乡土空间成了创业热土。“这种从‘空心化’到‘青年回流’的转变，让我们直观看到，大湾区战略、乡村振兴和青年发展是可以相互支撑、彼此赋能的。”许益缤说。
把课堂上的触动转化为留下来的决定，发生在不止一个青年身上。李翔向记者展示了一组数据：该校超八成毕业生选择留深就业创业，超九成毕业生扎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我们把红色根脉、科创资源、城市发展都转化为育人场景，学生读懂了这片土地的过去与现在，自然愿意参与它的未来。”在他看来，湾区思政课的最终落点，正是“青年与湾区共成长”。
陈少玲也作出了同样的人生选择。此前，她对职业规划很模糊，原本打算毕业后回香港找一份安稳工作。走完港珠澳大桥的调研之路，她愈发确定——留在大湾区，从事青年交流与文化传播工作。她说，“三地青年之间的‘心联通’还有太多事可以做。”
张永刚也同样观察到了这种深层的成长轨迹。“这些年学生的成长，是从知道到认同，从旁观到参与，从个人规划到国家需要。”
甘蕾在参与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村史编撰专项行动之后，也下定决心留在大湾区从教。在茂名市信宜市湾冲村，她记下了党员黄春荣凭一块木板渡过鸭绿江、又参加长津湖战役的经历，也见证了村庄的荔枝产业从人工赶圩到无人机植保、云端售果的变迁。
“湾区建设不只在宏大的规划里，也在乡村的泥土中、文化的根脉里。”甘蕾说，毕业以后，她愿意留在大湾区做一名教师，“从带好一个班、上好一节课开始，参与这片土地的发展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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