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不懂经 ，作者：不懂经也叔的Rust
大转型已经开启，它将塑造我们的未来，正如同日渐式微的信息时代塑造了过去的几十年一样。
最近几年，关于AI的公共讨论里，有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反转。
过去，人们相信最光明最有前途的职业是“坐在电脑前”的职业：写代码、做分析、搞设计、写报告、处理信息、管理流程。父母劝孩子读大学，社会劝年轻人进大厂，媒体不断重复同一句话：未来属于知识工作者，属于会处理符号、数据和抽象概念的人。
但AI出现之后，这个信仰开始松动。
最先被冲击的，恰恰是那些看起来最体面、最现代、最接近“未来”的工作。程序员发现代码可以被生成，设计师发现创意可以被批量生产，咨询顾问发现报告可以被模型起草，律师助理发现文书可以被自动整理，营销人员发现文案和方案已经不再稀缺。
很多年轻人辛辛苦苦拿到大学文凭，进入白领系统，最后却发现自己掌握的能力，正是机器最容易复制的能力。
与此同时，一个曾经被很多人看低的方向，正在重新获得尊严：焊工、电工、水管工、机械师、制造业技师、工业工程师，以及所有真正能把现实世界运转起来的人。
这正是今天这篇文章《Goodbye,Information Age再见，信息时代》中讨论的问题。文章标题很直接：告别信息时代，焊工的前途可能比大学毕业生更光明。
作者是美国城市研究学者乔尔·科特金，查普曼大学城市未来方向的Presidential Fellow，也是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高级研究员，长期研究城市、人口、阶层、产业和地理格局变化，关注城市未来与社会结构变化，著有《The Coming of Neo-Feudalism》等作品。
这篇文章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没有把AI只当成技术问题来看。科特金真正关心的是：当AI开始吞噬知识工作之后，整个社会的权力、财富和机会，会向哪里重新分配？
他的答案很清晰：我们正在走出信息时代，重新进入一个重视能源、制造、基础设施、硬件、国防、航天和实体生产的时代。过去几十年，软件、平台和数字经济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制造了一种幻觉：只要掌握信息、代码和符号处理能力，就能站在经济链条的上游。硅谷的崛起、互联网公司的市值神话、程序员和产品经理的高薪，都强化了这种想象。
但现在，局面正在变化。
AI正在把大量知识工作压缩成自动化流程。代码、文案、图像、分析、翻译、客服、营销方案、法律检索、财务处理，这些原本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完成的任务，正在被模型快速侵蚀。反过来，那些必须在现实世界中完成的工作，那些需要身体、工具、现场判断、材料经验和工程能力的工作，反而显得更难替代。
这就是文章中“焊工比大学毕业生更有前途”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它并非简单贬低大学教育，也不是浪漫化蓝领劳动。它提出的是一个更尖锐的判断：当信息处理被AI大规模自动化之后，社会的稀缺性会从“会处理符号的人”，转向“能控制现实世界生产的人”。
科特金还把这个趋势放到更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结构里理解。疫情曾暴露美国连口罩、基础药物原料都难以稳定供应的问题。能源危机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提醒人们，国家安全并不建立在App和算法上，而建立在能源、工业、物流、制造和军工能力上。
中国为什么重要？海湾国家为什么重要？美国为什么重新强调制造业回流？答案都指向同一个事实：现实世界的生产能力，正在重新成为国家竞争的核心。
这篇文章也谈到美国内部的地理变化。过去的信息时代让加州、纽约、波士顿、西雅图等沿海大都市受益；新的工业和能源周期，则可能让得克萨斯、俄克拉荷马、俄亥俄、密西西比等地区获得新的机会。数据中心、半导体工厂、汽车制造、航天企业、国防科技公司，正在把资本和就业重新带向美国腹地和阳光地带。
对我国群众来说，不要以为文章只是在讲美国就业。它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是它提醒我们重新思考一个被过去二十年互联网叙事遮蔽的问题：一个社会到底靠什么立足？
过去我们太习惯相信“轻资产”“平台化”“数字化”“知识经济”。但AI时代的残酷之处在于，越容易被表达成文字、代码、图像和流程的东西，越容易被模型学习、复制和压价。真正难替代的，往往藏在更笨重、更具体、更接近物质世界的地方：工厂、能源、设备、供应链、空间、材料、维修、建造、交付、现场经验。
所以，这篇文章表面上是在讲焊工和大学生的前途，深层讲的是信息时代之后的价值转移及社会秩序重组。
如果过去几十年的赢家，是那些坐在屏幕后面处理符号的人，那么未来的赢家，可能会更多属于那些能够把AI、能源、硬件、制造和现实世界连接起来的人。不是每个人都要去学焊接，但每个人都需要意识到：纯粹的信息能力正在贬值，能够进入现实生产系统、掌握真实交付能力、占据实体链条位置的人，会越来越重要。
“AI替代了我的工作，然后还建议我买一把链锯”
再见，信息时代：电焊工的前途比大学毕业生更光明
Joel Kotkin
1 May 2026
知识型职业正在衰落。
在我教授的一门关于人工智能社会影响的研究生课程中，学生包括游戏设计师、仓库主管和人力资源专家。他们中的许多人担心，随着人工智能在各自行业的应用，现有的工作可能会消失。然而，当我访问俄亥俄州纽瓦克市的一所职业学校（Trade School）时，却几乎感受不到这种忧虑。
那些正在接受机械加工或水暖电工培训的高中毕业生坚信，市场对他们技能的需求非常旺盛，而且这种需求将持续下去。这群年轻人——而非那些“书呆子”或“符号分析师”——或许才是下一场大转型的赢家。这场转型的核心，将更多地转向实物产品的生产，而非数字和图像的制造。
曾几何时，由数字技术主导的世界似乎是不可抗拒的未来，但现在，我们正在走出信息时代。
这场转型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都具有深远影响。它利好那些与实体世界生产相关的投资者、地区和个人，从消费品到导弹，从航天器到石油天然气。2026年至今，股市的大赢家一直是能源、材料、消费必需品和工业领域的企业。
更重要的是，这场转型正在引发一场文化变革：年轻人正远离传统的四年制大学，转而投向实用技能。换言之，美国下一代劳动者正在摒弃乔·拜登（Joe Biden）那句著名的建议——“去学写代码”。
我们要告别“我的极客儿子”，迎来“我的水管工儿子”。
诚然，信息经济经历了一段辉煌的进程，并助力全球八大富豪中的七位登顶。这些亿万富翁创立的公司价值富可敌国（至少在账面上如此）；其总估值甚至超过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单是苹果公司的价值就超过了加拿大的GDP，其估值约等于意大利的GDP。
这种财富与权力的聚集，以及民众能作为“符号分析师”（正如政治经济学家、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罗伯特·莱克（Robert Reich）在20世纪90年代所描述的那样）而兴旺的前景，曾让美国两大政权的政治精英们相信，无需为国家工业基础的崩塌而焦虑。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前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 D.Romer）曾将“制造业政策”斥为一种由“怀旧情结”驱动的感伤，她宣称：“美国消费者对医疗和理发的看重，不亚于洗衣机和吹风机。”
大事正在发生，但绝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
这场伟大的转型应当终结此类思维。只要国家规避能源和工业发展，就必然会落后于那些控制能源或制造现实世界必需品（包括军事用途）的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正在利用其工业财富追求技术霸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最重要国家；也是为什么石油资源丰富的波斯湾地区依然举足轻重。相比之下，西欧正在去工业化，且似乎致力于能源稀缺，其地位正变得越来越边缘化。
疫情以及眼下的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证明了国家为何需要强大的能源和工业部门。新冠疫情让美国暴露出残酷的现实：它无法提供口罩等基础医疗设备或药物的基本成分。由于无法将能源主权从根本不稳定的波斯湾和红海地区转移，美国及整个工业化世界不得不受制于那些动荡的政权。
大转型为西方的衰落提供了出路。软件主导型经济的吸引力已经减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算法技术的微小增量几乎未能让财富惠及精英阶层以外的群体。数字经济的堡垒加利福尼亚州便是典型：巨额财富只为少数人创造，而中产和工人阶级的就业前景却在恶化，贫困程度已达到惊人的水平。
即便在科技界内部，情况也在发生变化。正如我此前为《UnHerd》撰文所报导的那样，专注于航天和国防的企业正在崛起。《城市杂志》的詹姆斯·梅格斯指出：“硬件回归了。”
高科技公司正越来越多地尝试将技术应用于实体事物，如无人机和卫星——无论是阿尔忒弥斯（Artemis）计划、SpaceX，还是在乌克兰和中东的战场上。从某些方面看，航天工业的复兴（最初由埃隆·马斯克等企业家倡导，如今又得益于浴火重生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正让美国找回传统自我：作为一个物质世界的建设者和创新者。
“大转型为西方的衰落提供了出路。”Anduril、Palantir和SpaceX等风头正劲的国防科技公司缩影了向“深科技（Deep Tech）”的转变——即利用软件来制造能够保护国家并富裕民众的实体装置。这包括建造空间平台、侦察卫星，以及能进行手术或在战场作战的机器人。
总部位于埃尔贡多（El Segundo）的Varda Aerospace联合创始人德里安·阿斯帕鲁霍夫（Delian Asparouhov）认为：“人们正转向更硬核的技术。航空航天业正在复兴。这不能仅靠人工智能完成，你需要人来建造飞船。这是一种范式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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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数字领域的魅力正在消退。经济学家加德·莱万农（Gad Levanon）指出，在经历了一段软件行业就业激增、计算机专业学生人数翻倍的时期后，软件行业的总体就业人数已回落至2017年的水平。几年前很少有人能预料到这一点。如果之前的增长模式得以延续，该行业的岗位本应比现在多出25万个。
即使是写代码的老手，在经济学家所谓的“基于技能的技术变革（Skills-b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面前也显得脆弱。尽管亚马逊和Meta等科技巨头的利润飙升，但人工智能编程工具正导致大规模裁员。
即使是像Block这样由Twitter联合创始人杰克·多西（Jack Dorsey）经营的金融科技初创公司，最近也裁减了近一半员工。事实上，这是整个行业的现象。仅在2026年的前三个月，科技行业就裁员5.2万人，比去年增长了40%。
当然，极客们并非唯一的受害者。正如沃尔玛目前所预测的，人工智能显然会加速某些蓝领工作的消失，如仓库工人。麻省理工学院总体预测，美国至少10%的工作面临风险。但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初期，裁员似乎集中在大学毕业生和硕士学位持有者身上，而非高中或职校毕业生。
作为人工智能开发的中心，硅谷首当其冲，面临职位缩减和公共服务萎缩。硅谷合资组织近期的一项研究预测，该地区将有超过40万个工作岗位受到威胁。此外，那些为科技精英提供营销、会计和法律服务的职业也未能幸免。旧金山和圣何塞在这些领域的就业降幅位居全美前列。
这种模式正蔓延至更广泛的专业阶层。大多数商业服务领域（如出版、营销、教育服务和内容创作）的就业人数要么停滞不前，要么出现下滑。例如，高盛目前声称，人工智能裁减职位的速度远快于新职位的产生。近期一项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商业领袖认为，ChatGPT将在未来五年导致白领阶层大裁员，受冲击最严重的将是“程序员”和“符号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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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谁能在人工智能的冲击下生存？
一些精英人工智能工程师可能会获得一笔横财，直到他们被自己制造的机器超越。全球大投资者可能会变得更加富有，至少在泡沫破裂前是这样。但真正的机会似乎在于有形商品的生产，对于大多数没有四年制学位的美国年轻人来说，这确实是个好消息。
博斯公司（Booz&Company）制造业业务负责人阿尔温德·考沙尔（Arvind Kaushal）估计，这十年内将新增约60万个制造业岗位。部分原因是劳动力老龄化：过去10年里，55岁以上的熟练制造工人比例翻了一番，现役工人中有一半超过45岁。最近关于焊工的一项研究估计，到2024年缺口将达到34万人。
这一过程正在改变年轻人及其父母的态度。2023年的一项调查发现，约83%的Z世代（Gen Z）——包括90%已经拥有大学学位的人——认为，掌握一门熟练的手艺比起读大学，是通往经济保障的更好路径。尽管本科总入学人数有所下降，但自2020年以来，职业学校的入学人数增长了10%。
熟练工人的经济状况已经优于大学生。总体而言，市场对那些真正能制造东西的人——熟练技工或工业、化学、土木工程师——的需求持续增长，这些人对生产实体产品（而非字节）至关重要。根据某些衡量标准，四年制学位目前实际上已无职业优势。
到目前为止，除了少数例外，我们的教育系统尚未跟上需求。当福特公司）最近招聘5000名技师、其中一些职位年薪高达15万美元时，却发现应聘者寥寥。此类工人的需求显然未得到满足。
Palantir的亚历克斯·卡普（Alex Karp）指出，未来的就业市场要么青睐极端的技术天才（至少在机器赶上来之前），要么青睐难以被机器人取代的职业。人工智能企业家罗尼·阿博维茨（Rony Abovitz）认为，“老练、具备技术能力的蓝领工人”可能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最大的赢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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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大转型也在重塑机会的地理版图。
拥有能源和物资资源的地区很可能是赢家，如德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阿拉斯加州和北达科他州。三星、台积电和梅赛德斯等公司的大规模制造业投资主要集中在阳光地带；英特尔在奥斯扩建代工厂以服务SpaceX（以及潜在的亚马逊和谷歌）的举动，反映出硅资源正从硅谷流走。德克萨斯、俄克拉荷马、俄亥俄和北达科他州目前的工业增长最为强劲，而加利福尼亚、纽约和马萨诸塞等沿海州则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萎缩。
长期落后的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目前的年度汽车产量已超过意大利或英国。许多新建的数据中心位于红州的农村地区，例如Meta正在路易斯安那州北部建设其新的大型数据枢纽。同样，企业总部正从东北部和加利福尼亚州迁往迈阿密和达拉斯等城市。
这种重振工业部门的努力不应被视为党派争论。拜登政府与特朗普的支持者一样，都致力于推动再工业化；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将工业大规模回流，主要目标是从中国撤回。到目前为止，回流主要体现在产量的提高而非就业人数上，但这一进程仍在持续。
然而，大转型将影响政治权力的平衡。随着选举人团和国会席位从主导信息时代的沿海大都市向阳光地带和南部转移。正如一位进步派城市规划者最近抱怨的那样，数据中心和能源政策意味着“乡村保有了对我们的统治力”。
在蓝州，特别是那些受制于阻碍再工业化的绿色政策的地区，预计会出现日益严重的激进倾向：由于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利益受损，他们甚至开始寻求工会保护以保住受到威胁的工作。受教育程度高但缺乏安全感的选民（目前是进步党派的基础——加拿大的自由党、美国的民主党、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工党）将施加压力，要求确保他们曾经预期的收入水平，哪怕这需要由纳税人埋单。
大转型对就业的影响显而易见，这为新社会主义者在纽约、西雅图、波特兰、奥克兰、洛杉矶和明尼阿波利斯等地掌权创造了机会。这种左翼运动日益聚焦于抨击人工智能公司，并提议禁止建设数据中心。这些努力为那些被疏远的、大多持左翼倾向的教育专业人士与民主党的传统资助者（如硅谷的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他承诺人工智能将服务于“提升人类”的事业）之间的政治冲突奠定了基础。
大转型将如何收场仍未可知；目前，它很可能使国家在复兴的工业部门与依附于信息经济的部门之间产生分裂。但无论谁在2026年或2028年获胜，技术和地理的变革都不可避免。
大转型已经开启，它将塑造我们的未来，正如同日渐式微的信息时代塑造了过去的几十年一样。【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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