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去世，说得最直白的是这个被称为“普京的大脑”的俄罗斯人】格雷厄姆去世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各方的反应不太一样。有人悼念，有人沉默，也有人说了些不太好听的话。
其中说得最直白的，是一个叫亚历山大·杜金的俄罗斯人。
杜金这人是什么来头？俄罗斯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西方媒体有时候管他叫“普京的大脑”。当然这个称号有点夸张，但他在俄罗斯确实是个挺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7月13日，杜金接受了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专访，专门谈格雷厄姆去世这事儿。他说了一番话，信息量挺大。
“从象征意义上讲，整个林赛·格雷厄姆事件无疑是俄罗斯在信息战中取得的一大胜利，对俄罗斯、伊朗和中国来说都是如此。”
杜金还说了更直白的话。他认为对待格雷厄姆去世“最正确的象征性立场”，就是“狗有狗的死法”，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恶有恶报”。
但他同时也强调了一件事——不该幸灾乐祸。这话听着有点矛盾——你都说人家“恶有恶报”了，又说别幸灾乐祸。杜金自己的解释是：“这确实是信息战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表态本身比态度更重要。你怎么说、说什么，都是在打信息战。
杜金还特别提到，最不该做的两件事：一是说“我们与此事无关”，二是说“我们一直很尊重林赛·格雷厄姆”。
为什么不能说“我们与此事无关”？因为说了就等于在撇清关系，等于在承认“这事儿可能跟我们有关”。在信息战里，你越解释，别人越怀疑。
为什么不能说“我们一直很尊重格雷厄姆”？因为格雷厄姆生前说的话做的事，在俄罗斯人眼里根本配不上“尊重”二字。说这种话等于自己打自己的脸。
杜金还补了一句——格雷厄姆“被公认为是极端主义恐怖分子”，而且“他在死前没有悔改”。
他引用了一句格雷厄姆的原话：“杀死俄罗斯人是美国人民最好的投资之一”。
这话听着是不是特别刺耳？一个美国的联邦参议员，公开说杀死另一个国家的人是“最好的投资”。在俄罗斯人耳朵里，这话比骂人还难听。
格雷厄姆确实说过不少类似的话。他多次鼓动把俄罗斯列入美国制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俄罗斯联邦内务部曾经对他发出过通缉令，俄联邦侦查委员会还对他提起过刑事诉讼。格雷厄姆还被俄罗斯列入了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名单。
所以杜金说“恶有恶报”，站在俄罗斯的立场上，确实有他的道理。一个天天喊着要弄死你国家的人突然死了，你让他说“我很尊重他”——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但杜金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光说了“恶有恶报”，还把这个事儿拔高到了“信息战胜利”的层面。
什么叫信息战？不是拿枪拿炮打仗，是拿信息、拿舆论、拿叙事打仗。谁的故事更能让人信服，谁就占了上风。
格雷厄姆死了，这是一个事实。但这个事实怎么被讲述、被理解、被传播，那就是信息战的事儿了。
如果俄罗斯方面说“这是一个悲剧，我们表示哀悼”——那等于是在给格雷厄姆脸上贴金。一个反俄急先锋死了，你还要夸他，那你在信息战里就输了。
如果俄罗斯方面说“我们杀的”——那等于承认自己搞了暗杀，在国际上会惹来大麻烦。
杜金给出的方案是：不说我们干的，也不说我们尊重他，就说“恶有恶报”——这是他的命，跟我们没关系，但我们也不会假惺惺地掉眼泪。
这套话术的精妙之处在于——既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又没有留下把柄。你说我幸灾乐祸？我说了不该幸灾乐祸。你说我承认暗杀？我没说跟我们有关。你说我不尊重死者？我本来就不尊重他。
杜金说这事儿对俄罗斯、伊朗和中国都是“胜利”，道理也在这里。
格雷厄姆是对伊朗最硬的那批人之一，公开支持以色列对加沙使用核武器，还鼓吹“推翻伊朗现政权”。他死了，伊朗那边少了一个最积极的战争鼓动者。
格雷厄姆生前至少三次窜访台湾，分别在1999年、2016年和2022年。2022年4月他窜台的时候，还公开要求台湾当局采购波音787客机。中国外交部当时批他“靠窜台捞金”、“向台湾当局狮子大开口”。他死了，中国这边也少了一个在台湾问题上上蹿下跳的人。
所以杜金说这是俄罗斯、伊朗、中国的“信息战胜利”——不是说这三个国家盼着格雷厄姆死，而是说格雷厄姆的死，在象征意义上削弱了美国“鹰派”的声势，让反美、反西方的叙事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
这事儿说起来挺残酷的。一个人死了，他的政治对手在计算这算不算“胜利”。但国际政治就是这么回事——你死我活的事儿，没有那么多温情脉脉。
杜金最后那段话说得挺到位——“我认为不该幸灾乐祸，但这确实是信息战的一部分”。
意思是：我心里可能挺高兴，但我不会表现出来。我该表态表态，该骂骂，但不会让人觉得我在庆祝一个人的死亡。这才是信息战里成熟的做法。
格雷厄姆这个人，活着的时候是美国的“鹰派”，死了之后成了信息战的素材。他可能到死都没想到，自己去世这件事会被对手拿来当作“胜利”来解读。
但这就是现实。在国际政治这个大棋盘上，每个人都是棋子，活着是，死了也是。
红腾网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